报告 | 疫情下社会组织的现实处境、突出问题与应对之道

   导读：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均因疫情而受到了巨大影响，社会组织也不例外。当下中国社会组织有80多万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如何应对疫情危机”成为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基于此，爱德基金会与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合作开展了“疫情背景下社会组织生存状态”的专项调研。从受访者基本信息、受访机构基本信息、社会组织受疫情影响的情况、后疫情时代机构的生存之道四个方面，考察了全国范围内243家社会组织在疫情笼罩下的现实处境，了解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及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道。11月23日下午，由爱德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平行论坛“共渡危机——后疫情时代公益组织的担当、挑战与合创未来”中发布了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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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开幕式上，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凌春香回顾了爱德基金会携手社会各界齐心“战疫”的过程与成果。她认为，社会组织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为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工作进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平行论坛现场

受访机构的发展现状

报告概览

从组织区位分布来看，本次调研的243家社会组织中，江苏省内的机构为163家，江苏省外的机构为80家。按照区位要素划分，东部地区的社会组织为187家，中部地区的社会组织为45家，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为11家。

从机构的注册级别来看，由国家民政部门颁布注册的社会组织有10家，省级（包括自治区、直辖市）注册的机构有13家，市级注册机构有50家，县级（市/区）社会组织多达167家，未注册机构仅3家。

从社会组织的类型来看，受访机构中社会团体为40家、社会服务机构为194家、基金会为9家，其中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分别为2家和7家，社会服务机构占据了最高比例，成为主要考察对象。

从提供服务的类型及重要性角度来看，以为老服务为第一要务的社会组织有84家，位列第一。枢纽支持、儿童青少年分别有49家与43家，位居第二、第三。专门致力于助残与社区综合服务的机构为30家和20家。以环境保护为首要目标的社会组织仅5家，排位最末。

从机构成立的时长来看，被访组织的成立平均年限仅为2.23年，中位数为4.5年，分布曲线呈现左偏态势。其中，最久远的机构已成立35年，最年轻的社会组织成立仅有几个月时间，大部分机构成立不足5年。

从全职工作人员的数量来看，社会组织的平均全职员工数为19.32人，中位数仅为5人。其中，最多的机构拥有1000名全职人员，而有38家机构没有与任何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大部分机构的全职员工数不足10人。

从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来看，政府部门的投入在社会组织收入方面占据首要地位，190家社会组织从政府部门获取资金支持，其中166家以政府支持为最重要的资金渠道。相反，仅有40家组织表示能够依靠经验所得来“自我造血”，而这其中主要依靠自身经营的机构少之又少，仅有14家。

社会组织在防疫应对中的现实表现

功能与角色

防疫服务的供给类型：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90.95%的社会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并提供了相关服务。按照服务供给的类型来看，提供线上宣传的机构多达163家，占比最高；协助社区防控的机构为160家，次之；对特殊人群进行关爱与帮助的机构有146家。相比之下，能够募集防疫物资的机构最少，只有114家。按照服务供给的多样性来看，能够提供4项及更多服务类型的机构有62家，能够提供1至3项服务的机构有159家。而有22家社会组织在此次疫情期间没有提供任何类型的服务。

影响防疫服务提供的机构特征：社会组织本身的机构特征与其疫情期间的服务供给密切相关。评估等级越高、全职人员数越多、运营资金越多、先前发展越良好，这些组织越有可能提供防疫服务。然而，过高的行政成本会阻碍机构的防控服务提供。其次，社会组织的财务状况在防疫服务中扮演关键角色。社会组织原先运营资金越是充足，疫情期间机构提供防疫服务的数量越多、种类越多。而社会组织原先行政成本越繁重，疫情期间机构提供防疫服务的数量越少、种类越少。

社会组织在防疫应对中的现实表现：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协助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及时补位，作用较为显著。但是，相较于“中坚力量”的公安、医疗、社区与物业公司人员，社会组织更多地扮演了“辅助协调”的角色。疫情发展至今，对社会组织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历练。社会组织在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自身的发展也因疫情而受到重大影响。社会组织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冬天能否过得去？能否熬到下一个春天？”

疫情笼罩下社会组织的财务状况

减损与转型

社会组织资金受损状况：任何机构都难以避免疫情冲击带来的资金缩减，其中超过半数的机构更是面临了严重的收入减损。收入减损的原因包括政府财政支出缩减、企业和个人捐赠减少、有偿业务减少等。由此可见，一方面社会组织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而“自我造血”的机构相对不足，机构实施 “自救”实为困难。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此次疫情冲击下遭遇了一定的财政困境，进而表现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减少。

影响社会组织财务状况的机构特征：资金来源越是依靠自身经营所得的社会组织，在收入受损方面越是严重。其次，如果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是政府部门和基金会，那么这些机构的流动资金越是紧张。再者，枢纽支持型机构主要因为业务收入减少而引发资金受损，而那些本身发展状况较差的机构也会因为业务减少而面临资金问题。另外，由于疫情冲击下企业与个人经济状况的下行，非公募基金会与依靠个人捐赠的社会组织都会因此而资金受损。相比于东部，西部地区的机构也容易受到企业和个人捐赠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疫情笼罩下社会组织的财务困境：面对疫情伴随而来的财政困境，社会组织势必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财务危机。研究结果所示，原先依靠自身运营的机构在疫情冲击下受损最为严重，而这些组织寄希望于“造血自救”则显得更为困难。同样，如果机构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此次疫情中其流动资金会显得更加紧缩。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政府财政支出首先会支援最严峻的公共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大幅削减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是必然的，这也就导致了依赖政府部门的社会组织很难再以“他救”方式摆脱资金困境。

疫情冲击下社会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

机遇还是挑战

疫情影响与社会组织处境：疫情对于社会组织处境产生不同的影响。从机构自评数据来看，26家（占比10.79%）社会组织认为疫情影响很小或者没有，而118家（占比48.96%）组织则表示疫情造成了较大、甚至严重的影响。从影响的正负性来看，有47家机构认为疫情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积极意义，52家机构认为疫情冲击仅仅造成了消极影响，而大部分机构（134家）则认为疫情影响是双面的，挑战中存在机遇。从消极影响的表现形式来看，最主要的影响形式是社会组织的项目受阻，其次是由于政府资金的推迟下拨、市场服务的项目受阻。机构披露了目前运营中的障碍和迫切问题，多数机构表示流动资金不足是当前面临的障碍。

影响困境类型的机构特征：从疫情对社会组织带来的影响来看，没有任何机构因素会显著导致疫情产生积极影响，这或许是因为疫情较少带来正面意义而无法得到统计性显著。其次，发现资金来源越是依靠经营所得与基金会赞助的组织，越容易受到疫情的消极影响。本身发展状况越差的机构，也越容易受到负面冲击。对于那些本身运营资金需求较高的机构而言，疫情导致可获取资源的缩减，势必也会对其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报告考察了机构特征与疫情影响大小之间的相关性。全职人员数量越多的社会组织，此次疫情造成的影响越大。而从机构资金来源来看，越是依靠自身经营或基金会捐赠的社会组织，越是会遭遇较大影响。

疫情影响与社会组织发展限度：应客观理性地审视当下社会组织身处疫情期的艰难困境，辨识其发展限度，以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救与他救”。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或许可以依托于组织自身所积累的资源以及裁员等多元化方式开展“自救”，但大中型社会组织毕竟占比很小，绝大多数小微社会组织的生存境遇甚至比小微企业更为艰难。从现实境况来看，虽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发布了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条款，但是，这些政策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还非常有限，还难以从面上缓解社会组织的财务危机。

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的生存之道

应对与发展

强化政府性支持：对于身处于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社会组织而言，强化政府性支持是实现社会组织“他救”的必不可少之路径。其具体举措在于：其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其二，放宽社会组织过程管理。其三，稳定岗位和保障运行。给予参与此次疫情防控的从业人员一定数额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从业人员因疫情耽搁再就业的员工给予一定比例的工资补贴。其四，避免大幅削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

将政府救助企业的发展政策延伸到社会组织领域：首先，对于在疫情期间受冲击的社会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减免或部分减免其工作人员的社保、公积金的缴纳，并考虑给予社会组织相应的地方性财政补贴扶持。其次，减免社会组织疫情期间的房租。第三，为陷于运营困难的社会组织，依法办理延期纳税。

建立社会组织救助基金，实施社会组织自救：应当呼吁政府与公益慈善基金会新设立社会组织救助基金，特别是公益慈善基金会应及时调整救助结构，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对社会组织的救助。新冠疫情下，社会组织内部展开自救，让更多的社会组织能熬过“疫情的冬天”，可能比社会组织单纯地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更为重要。

以转变服务理念来增强市场服务意识：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社会组织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一是实现“规模化”转型。实现从注重社会组织的总体数量向社会组织的单体规模扩大转型。二是实现“连锁化”转型。打破地域限制，发展社会组织分支机构，并实现“连锁化”经营。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组织标准化服务的开展与监督管理的有效实施。三是实现“职业化”转型。对社会组织员工制定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开展职业培训、健全激励机制、促进职业发展、提高职业素养、坚守职业操守、完成职业化转型。四是实现“专业化”转型。专业化是社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对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和质量产生影响，而且对社会组织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声誉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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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作平行论坛闭幕致辞

丘仲辉理事长在本场平行论坛的闭幕致辞中说道，疫情对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社会组织都带来明显影响。在后疫情时期，社会组织应该结合自身使命、宗旨，置身社会中，发现社会难点、痛点和新需求，认真、深刻、冷静地分析所面临的挑战，携手合作，承担起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负的责任，合创更美好的未来。

*平行论坛现场

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应该通过三个途径进行自我超越与可持续发展：坚持“问题与需求导向”的原则；苦练团队管理、资源管理、项目管理三大内功；把握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方向。

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何文

企业的公益事业应该发挥行业联合影响力，实现公益破圈；利用主营业务的优势和资源支持公益行业的发展；同时，企业应倡导关注公益组织，并努力对其进行运营支持。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刘丹

社区基金会是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的综合支持平台，是社区发展的蓄水池。疫情期间，社区基金会发动社区力量，有效助力了战时体制的垂直整合与社会力量的横向整合。

上海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张佳华

抗击疫情期间，社会组织的应对方式和发展策略有了明显变化，包括开始将疫情应对常态化、参与方式在线化；开始将公共卫生纳入机构长期发展策略；开始建立和培养专业性强的志愿者队伍。建议行业内深化社会组织间的协作，从简单协同升级为战略协同，建立和发展区域性协作网络，并依托全国性协同网络，在更大范围内打通政社协同的渠道。另一方面，建议社会组织应积极挖掘自身优势，提高能力建设，立足属地社区，就近提供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张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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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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